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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为何又让历史学家怆然动容?

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近十年来最重要的学术事件之一,是《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于二〇一五年刊登一篇对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Jo Guldi)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时任系主任的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1965-)共同撰写的《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的尖锐书评,以及这俩位作者的回应。毕竟,作为世界顶级、学术影响因子居全球首位的专业历史学期刊,书评向由该刊编辑部指定,再向专家约稿,还须经过同行的匿名评审。然而,这篇书评自行投稿,没有经过匿名评审,编辑部的“引言”称:这是一次“规则总有例外”(Exceptions prove rules),为创刊一百二十年以来的首次破例。

此前一年,即二〇一四年出版的《历史学宣言》,张扬激越,撼动视听。该书效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热情呼唤无产阶级积极参与共产主义革命,先是疾言厉色地批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家沉溺于研究个体行为、个别事件的细枝末节和某个短暂时刻,致使史学不断“内敛化”(inward turn);接着高调鼓动历史学家关注气候变化、不平等,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治理——这些影响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大问题。就像马、恩当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该书结尾也豪情满怀地声称:“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你们会赢得一个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

“不平等”,为何又让历史学家怆然动容?

《历史学宣言》

撰写这篇书评的俩位作者,在英美史学界颇有影响。一是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德波拉·柯恩(Deborah Cohen , 1966-),另一位则是剑桥大学现代文化史教授,时任英国皇家历史协会主席(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的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 1958-)。这篇批评文字犀利尖刻。该书的俩位作者在回应中称,短短数千字中不乏“欺骗”(“deceptive”)、“不负责任”(“irresponsible”)、“过热”(“overheated”)、“幻想”(“fantasy”)、“盲目”(“blind”)、“神秘”(“mystic”),“崩溃”(“debacle”),“歪曲”(“travesty”)和“惊慌失措”(“panic”)的负面性词汇。

这俩位批评者最为不满的,是该书犹如一份气势汹汹的战斗檄文,咄咄逼人。英文的“宣言”(Manifesto)一词来自拉丁语,最初出现在一六四〇年代的意大利,意指公开声明,解释已实现的规划和号召采取新的行动。二十世纪以来,“宣言”频繁见于各种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颇具竞争性、冲突性和对抗性。这篇书评称,历史学家不需要被领导,也不是被调派至一个战线作战的士兵。在这俩人看来,该书“或许还真有些目光偏狹和轻微的独裁主义(one-eyed and just a little authoritarian)”。需要说明的,此书评没有诘难该书倡导的“历史长时段”,以及可能影响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气候变化、不平等和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治理的三个大问题。

这就可以让我们稍稍放心地做点学术史的梳理。就治理而言,这在中国从《春秋》、《左传》,在西方则从希腊罗马之后,就已形成的政治史、经济史乃军事战争史的一个叙事传统。它的重点关注如官制、疆域、律令、武备、外交、田亩、贸易等等,只不过随着一九八〇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史学转向了关注话语、想像和意念的新文化史研究而稍显冷落。再就气候来看,自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于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在春天听不见鸟鸣的《寂静的春天》之后,环境生态恶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焦虑。重点研究气候和生态变化的环境史学,先在美国,后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逮至今天,该研究不仅拥有众多的专业学会和专业期刊,且还被全球越来越多的高校列入教学和人才培养规划。概言之,这两个议题在史学界可谓大家众众、成果颇丰。

“不平等”,为何又让历史学家怆然动容?

蕾切尔·卡逊

相比之下,不平等问题此前似没有太多学者予以关注,也没有多少专门著述问世。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的二战结束以后,学术界深受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1901-1985)的影响,相信在贫穷国家,经济增长扩大贫富差距;在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这个被称之谓“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认为随着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展开之后,不平等会扩大;再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会得到相应增长。用国人耳熟能详的比喻,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经济增长的这块蛋糕做大,社会自然会趋向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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