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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流动的海洋社会

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多年来大力呼吁推进海洋文明的研究,倡导在中国历史研究中要走出“迷失海洋”的误区,他提出:

中国海洋文明存在于海陆一体结构中。中国既是陆地国家,又是海洋国家,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双重特性。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同时包容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中华文明的子系统,中国海洋文明的主体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早期是东夷、百越文化系统,先秦、秦汉时代是中原华夏与东夷、百越文化互动共生的文化系统,汉唐时代是汉族移民与夷、越后裔融合的文化系统,宋元以后则是汉蕃海商互联互通的文化系统。

中国海洋文明与其他单纯依赖海洋国家的海洋文明不同,需要妥善处理内陆与海洋的关系,其理想状态是陆海平衡、陆海统筹。但在历史上,陆主海辅、重陆轻海、以陆制海的观点和政策常占上风,这个矛盾纠结困扰着中国走向海洋的历史选择。

可是不能因此就否认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海洋文化和勇于探索、崇尚和谐的海洋精神。中国海洋文明在中华文明内部结构中的复杂性,正是区别于其他海洋文明尤其是西方海洋文明的重要特性。

这个认识对于我们重建一种加入海洋文明视角的中国历史新论述框架,是非常重要的。杨国桢教授又明确指出:

从20世纪初叶南海交通研究为发端, 到今天已发展出海疆史、海洋社会经济史、海外交通史、航海史、海外贸易史、海洋渔业史、海关史、海防史、海事史、中外关系史、华人华侨史、留学生史、海洋科技史等等专门史分支, 取得了不少成果。

遗憾的是, 这些努力远未解决海洋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 也缺乏社会思想的震撼力, 甚至没有改变史学工作者以陆地农业文明为中心的思维定式。从学术心态上, 似乎可以这样说, 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海洋迷失的误区。

海洋与陆地 出入风波间

以往我们虽然对海上交通、海上贸易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丰富成果,但仍然是农业文明向外扩散、闭关自守的陆地国家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基本历史框架。因此,要走出海洋文明迷失的误区,结合海洋视角和内陆视角,推进我们的历史认识。“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海洋文明不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的认识,是相当长久又似乎不言而喻的成见。德国思想家黑格尔这段曾被反复引用的话,是一种典型表述,因与我们讨论的主旨密切相关,完整引录如下:

农业在事实上本来就指一种流浪生活的终止。农业要求对于将来有先见与远虑,因此,对于普遍的东西的反省觉醒了,所有权与生产性实业的原则就孕育在这当中。中国、印度、巴比伦都已进展到这种地位。但占有耕地的人民既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无论如何,在他们的文明刚在成长变化的时期内),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达何种程度——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与世界历史其他部分之关系,完全只由于其他民族把它们找寻和研究出来。

黑格尔这些话,是大约二百年前讲的,后来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一直都没有走出这个框架。他还指出:即使中国自己也是以海为界,但“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大海所引起的活动,是一种很特殊的活动”。我们熟悉的传统中国历史著作,基本上都被这样一种观念主导着。不过,这些论述也可以反过来引发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历史性格的几个角度:

第一,中国是一个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所谓海洋视角,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海洋活动,而在于与海洋之间是否有积极的关系;第二,海洋是人们生活空间的一部分,还是陆地的中断和界限,这是海洋能否构成塑造历史性格一部分的区别所在;第三,陆地社会是流动生活的终止,也就是说,流动性是海洋人群的生活形态。

我们历史学的传统架构,以王朝国家的行为和意志为核心,国家政策和国家行动为构成了历史的主体,因此在既定历史认知中得出否定判断,就是很自然的了。接下来我想以个人一点研究经验,从流动的海洋人群与“地著为本”的乡土社会关系角度,谈一点对地域社会研究中海洋视角的体会。

从《筹海图编》看海洋社会

今天我们的眼光正逐步从王朝的历史,转向从人的行为及其与自然的关系出发的历史,人们日常生活所建立的文化和社会,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如果将上述黑格尔提示的几个角度纳入我们的视野,海洋就不是一个外在的、特殊的世界,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们重要的活动舞台,海洋也就成为人文世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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