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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活有多艰难,人生就应有多达观

绍圣四年(1097),六十二岁的苏轼在谪所惠州接到了一封“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的告令,这意味着苏轼从惠州又再次贬谪到琼州。从事件发生的前后关系来看,这一次被贬,是“乌台诗案”的延续。在“乌台诗案”之中,苏轼被污“谤讪朝政”,监于御史台,饱经折磨。在曹太后与苏轼友人的倾力营救下,最后于元丰三年(1080)被贬为黄州团练使。绍圣元年(1093)六月,追贬惠州,到了四年又再贬琼州(从孔凡礼《苏轼年谱》)。从下狱到被贬,从一贬到三贬,这不得不说是处于令人惋惜的“人生下坡路”,然而作为个体生命,苏轼在这段“人生下坡路”中究竟是有着怎么样的心境呢?

绍圣元年六月,身在黄州的苏轼被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惠州。由此开启了苏轼的岭外人生。应当说,岭南温暖的环境安慰了惊惶不定的苏轼。在赴任惠州途中,苏轼经过江西惶恐滩,留下“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的诗句,可见其惊魂未定之状态。

到了惠州不久,在给小斋——“思无邪斋”写的斋铭中,苏轼写道“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廓然自圜明,镜镜非我镜。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则颇能见苏轼借助出世之法来排遣愁绪、解脱困苦的心境。这从其子苏过的《大人生日(其三)》诗中也能看出,诗云:“从此轩裳真敝屣,世间出世固难兼。”(据《苏轼年谱》转引)正是由苏轼的出世之法叙说。

苏轼在惠州的生活是较为安逸的。据《苏轼年谱》,苏轼刚到惠州,即新酿了桂酒,不久惠州州守又馈赠苏轼大米。(《苏轼诗集》卷三十八载《惠守詹君见和复次韵》中说“欲求公瑾一囷米,试满庄生五石樽”,即是此事。)同时,友人的书简不断。种种这些宽慰了苏轼,使其能够从被贬的困苦状态中暂时脱身,仍为一位嗜酒而风流的高士。

绍圣二年(1095)三月,在友人的招待下,苏轼游览了惠州山水。美好的惠州山水、淳朴的惠州风俗使得苏轼诗兴大发,写下了《和陶归园田居》组诗。在该组诗的小引里头,苏轼写到“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苏轼诗集》卷三十九)从此可推苏轼当时之开怀、喜悦心境,人生的“乌云”在此是一消而散了。

不过,这样的好景并不长。就在苏轼从寄居惠州感到快乐的时候,本文开头所说的那封告令便到达了苏轼手中。从惠州到琼州,不变的是以贬谪为惩治手段的罪罚,变的却是决定生存或死亡的生活环境。虽然惠州是处在古书中所称的“瘴疠之地”,但惠州毕竟有甘美的荔枝、可口的卢橘,毕竟有一批热情接待、安慰他的友人,苏轼在此还可以发出“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的感慨(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三十五引此,言“惠州可与眉州比美”,可见苏轼在惠之适然)。可对于琼州这样一座处于茫茫海外的孤岛,苏轼又一次感到了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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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食荔枝像

在后世的描述里,苏轼一贯是豁达的形象,一句“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一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一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皆是后人口传笔述常常引为对苏轼的赞语。然而潜藏在诗文之下的那个苏轼,在面对这样的重大的人生转折时,显现出了他那真正的仓皇之态。

据《爱日斋丛抄》记载,当苏轼得到再谪琼州的告命之后不久,他对苏过说“吾甚喜《松醪赋》,盍秉烛,吾为汝书此,倘一字误,吾将死海上,不然,吾必生还。”苏过苦谏,苏轼“不听,径伸纸,落笔,终篇无秋毫脱谬,父子相与粲然”。(据《苏轼年谱》卷三十六)在这个故事里,苏轼终究是释然了,但细细品味,这个释然并不如书《松醪赋》来占卜前途的仓皇来得真实。

在经过广州之时,苏轼给史太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某谪南海,狼狈广州。”这里所谓的“狼狈”,是描写自己身在谪途的实态,也是描写自己前往琼州的心态。不过,行至藤州,苏轼遇见了自己的弟弟苏辙——苏辙正在贬往雷州的路上。在这段路程上,许久未见的兄弟二人终于得以面对面的倾诉。苏辙《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中说“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见《栾城后集》卷二)可见当时兄弟相亲之意。应当说,这是苏轼在谪往琼州路途中的唯一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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